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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人際關係學超持戒研讀日記
二千零二年八月十五日
人際關係《柒》
台灣的地方鄉紳在地方事務上扮演著主要角色。他們依賴著傳統農業社會的特質，即侍從主義（clienteles），來維繫其領導的地位。一般而言，侍從主義是透過資源擁有的大小，以人情為基礎，所建立的交換關係。「主」通常擁有較多的金錢與財產，而能夠隨其意願分配給跟隨者的「從」。而「從」相對則擁有較少的資源，因此他與「主」之間的交換關係，必須以私人的服務，來彌補這交換的不足。而主從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私人性的。雖然他們之間並無正式的和法定的契約關係，但是透過長期的私人關係，已經建立了隱形的契約。正因為主從之間並沒有法定契約，也無正式的組織形式和內容，因此並無法律規範這個關係。它是外在於正式制度的社會運作方式，傳統社會中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就是這個侍從關係的典型，也維繫著傳統社會的政治秩序。
而地方派系之所以能夠有效動員選票，與前面所討論的侍從主義的特質有關。侍從主義基本上是以傳統的人情世故為基礎的社會關係，透過服務和給予私人利益的方式等，這類的人際接觸來維持。正因為這種人情特質，所以地方派系能夠使得跟隨者透過私人關係的「徇私主義」（favoritism）而得到好處。由此，一般人可以透過選舉和政治人物發生關係，其利益可以不必經由制度而得到保障，衝突也可以經由這個管道消除，而由此維繫對地方派系的忠誠。對地方派系而言，在掌握了地方政府，農會、漁會、水利會甚至信合社等系統之後，不僅可以強化其個人和派系的經濟利益，更可以提供地方派系發展所必須的人情基礎，強化服務，建立人脈關係。
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發展以及1980年代中期政治民主化之後，地方派系由於政治經濟局勢的改變，以及中央級選舉的全面改選，而逐漸轉變。過去國民黨的由上而下的統治方式正在瓦解，地方派系政治人物在民主化過程中，直接進入中央成為權力核心。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的轉變，意味著統治形式的轉型，地方派系的政治經濟地位已經發展改變。他們有以下的幾樣特質：
1.地方派系已經成為各地的地方資本：長期以來地方派系利用政治職位擴大利益，包攬公共工程，經營地方性壟斷企業的結果，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已經形成地方性的財團，然後再以經濟的實力供給選舉資金，壟斷地方政治。因此，地方派系政客所扮演的，不只是政治代理而已，還包含了經濟利益的角色。根據陳明通的研究，在目前台灣全部的68個縣市級的地方派系中，經營投資證券公司派系有36個，為全部的52.9％；經營建設公司，以及相關的工程營造，土地房屋買賣的有47個，約為全部的七成（69.1％）。顯然地方派系扮演的已經不再只是政治角色而已。
2.國民黨愈來愈依賴地方派系來維繫其政權。從反對運動出現以及民進黨成立之後，國民黨愈來愈依賴地方派系在選舉上的動員，以與反對黨競爭。另方面，由於競爭的激烈以及民主化的關係，使得地方派系對黨部的關係產生改變。以往地方黨部主委具有的選舉提名權，現今已經不再，而由地方派系政治人物協調產生。在協調不成的情況下，黨主席李登輝或中央官員經常扮演協調的角色，縣市黨部主委完全失去仲裁協調的能力。因此，以往由上而下的政黨政治，正在被地方勢力所取代。各地的地方派系「就是」國民黨。
3.國民黨內部的主流和非主流的分裂，使得地方派系成為主流派聯盟的對象，以打擊非主流勢力，最後並將非主流派趕出權力核心。這使得他們在國民黨內更具有影響力。對地方政客而言，李登輝的台灣人色彩，語言和族群的親近性，都是非主流的外省人無法比擬的。加上李登輝所推動的國會改革計畫，使得台灣地方政客不再侷限地方而可以立足中央，這對台灣地方政客而言，是一個利益和勢力擴張的計畫，地方政客因此可不必再像過去一樣要看中央大老官員的臉色。
4.地方派系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已經逐漸形成全國性的聯盟。由於政治民主化，中央級選舉的開放，地方派系於是逐漸走出各地方，進入中央。在中央，我們觀察到了不同次級團體的成立（例如立法院和國民大會），連結著各樣的利益，修改法案或參與政策制訂；而在經濟上，地方派系也逐漸與台灣各大財團形成聯盟。以新銀行為例，就有亞太（台中縣紅派），泛亞（台中縣黑派），聯邦（台北縣三重幫），大眾（高雄市在地派），中興（高雄市王派）等，這些新的全國性政商勢力正在形成。
在民主化過程中，地方派系的勢力有往上發展的趨勢，它一方面成為全國性聯盟，另方面進入中央成為決策核心影響決策，這使得國民黨過去控制地方派系的統治模式逐漸瓦解。由於地方派系擴張私人利益的運作特質，使得台灣的民主化缺乏民主政治中對利益政治規範化和制度化。而民主化的持續進行和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化，對地方派系和國民黨而言，都面對新的挑戰。
地方派系的挑戰和未來
隨著民主化的進行和政黨競爭的常態化，地方派系面臨了許多新的挑戰。一方面，台灣經過長期經濟發展之後，愈來愈都市化和中產階級化，這使得以人情為主的地方派系愈來愈難以維持；另方面，1996年底國發會共識中，決議凍省和取消鄉鎮市級選舉，在制度上亦將對地方派系產生巨大影響。
1.論述政治（discursive politics）的興起。隨著台灣的大量都市化和中產階級化，地方派系所依賴的侍從主義組織動員愈來愈碰到困難，相對地以文宣、政策、大眾媒體號召選民的方式愈來愈具有影響力，這明顯地與侍從主義依賴人際關係，而都市生活中人際關係淡薄，人情網絡和私人服務難以發揮功效有關；相對地，都市中產階級的知識程度較高，比較重視政策，文宣和候選人的背景及作為，也不利於派系的人情動員。
2.政黨競爭不利於地方派系的利益政治。政治民主化以來，民進黨在歷次選舉中得票率持續成長，特別是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而這與地方派系的特權和無力建立制度化民主有關。在1980年代末期，它們炒作地皮、股票而造成社會經濟危機，近年來更由於政治轉型，進入中央立法機構影響政策，以及使用地方政府的資源擴大利益。這在台灣社會普遍引起「反商情結」，更造成社會對地方派系以「金權政治」、「黑金政治」來描述，並將台灣大量出現的社會政治問題歸諸於這樣的權力結構。中產階級政治的興起，使得要求制度化民主的呼聲愈來愈高，而不利於國民黨和地方派系。以1985年以來的歷次縣市長選舉為例，國民黨的得票率已經呈現平穩的下降趨勢，從1985年的62.63％，1989年的52.67％，1993年的47.74％，到1997年的42.12％，而民進黨則呈上揚趨勢，從14.86％，38.34％，41.03％，最後在1997年的選舉中則是43.32％，民進黨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得票率上贏過國民黨。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所贏得的縣市都是落後的農業縣（如雲林，台東，花蓮）或偏遠離島（如澎湖，金門），而比較富裕的大都市或工業縣市都是民進黨的天下。
3.國發會中所決議的凍省和廢除鄉鎮市級選舉，也將對地方派系造成巨大的影響。雖然直到目前這兩項決議如何進行並不清楚，但是明顯地是在少了省和鄉鎮這兩個層級之後，將使得縣級單位的權限擴大。一方面縣級單位直接就面對中央，另方面，縣級單位可以分派職位到各鄉鎮。在這樣的制度下，愈是都市化程度愈低的地區，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將會有兩種可能：一個是能夠整合各鄉鎮市的派系，將更能夠對小派系發揮影響力，而以利益整合之；對無法整合的地區，則將造成更大的分裂，而有利於民進黨漁翁得利。而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對民進黨比較有利，而使得國民黨愈來愈可能失去地方政權。甚至出於地方政權愈來愈多是由民進黨執政，而使國民黨必須面對更大地方分權的要求。
在急速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社會，中產階級的大量興起，加上後工業社會結構知識和資訊的流通，已經使得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愈來愈重視生活品質，重視民主政治的制度運作。從此角度、地方派系所具有的人情關係網絡，利用政治資源擴大私人利益等特質，將愈來愈無法面對逐漸新的局勢和新的制度需求。而凍省的效應，在大量都市化的情況下，未必有利於國民黨和地方派系的動員。
肆、結論
在現今的台灣政治局勢中，地方派系的政治已經沒有主從之間已經愈來愈不具正當性，中產階級社會的興起，除了要求自由民主之外，更要求財產的安全和生命的保障。而國民黨與地方政客和財團的聯盟，被指責是造成社會治安和生活環境敗壞的對象。雖然本文指出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趨勢，地方派系將趨式微，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地方派系成為地方資本和形成全國性的聯盟，已經是事實。而在任何資本主民主的國家，利益政治都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環境。因此，如何在制度上設計，使得利益政治不再是金權政治或黑金政治的溫床，將是未來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任務。這包括國會中的陽光法案和遊說法的制訂、地方政治中透過地方民眾或地方社會運動的參與，對議員和地方政府監督等，都將成為政治重大議題。
進一步的，當台灣的政治愈來愈趨向中產階級政治，而地方派系勢力將趨式微之際，假如國民黨再以地方派系作為其統治以及選舉動員的基礎，將逐漸面臨選票流失，中產階級不再支持，終而失去政權的可能性。以鄉村社會結構之人情為基礎的政治組織動員已經被都市的論述政治所取代；至今為止，民進黨相當成功的召喚了中產階級對民主的支持，而國民黨卻還停留在過去美好的幻覺中。除非國民黨在組織和動員上改變，否則地方派系的式微將帶動國民黨的下台。這在未來將是極有可能出現的局面。